是是非非转基因

    今年年初，科学界就“转基因水稻”是否适合大规模种植发起一场大争论。以转基因水稻研发单位——华中农大实验室为支持派，坚称：“不搞转基因水稻如同不搞原子弹”，“转基因稻米最迟5年能上市民餐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两会期间曾公开表态：“如果转基因抗病虫的水稻要人体做实验，我第一个报名。 ”

    而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联合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信件，寄往全国人大，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要求农业部收回安全证书。

    就在学者争吵不休时，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两位观点相反的专家，就转基因水稻的是是非非进行解读。本报无意于再次引起争论，只是让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大米。

    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

    辽宁日报：近日，关于是否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粮食在学术界引起争吵。您作为转基因稻米的研究者，请您简介一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技术原理，以及转基因技术与杂交技术有什么不同？

    林拥军：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转基因的过程，大概类似电脑系统的打补丁的过程，是对现有系统的优化和升级。打了补丁，windows系统仍然是windows而不会变成其他。同样，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的物种仍然是原来的物种。转入一个来源于细菌的抗虫蛋白，水稻不会变成细菌；转入一个抗病毒基因，甜椒也不会变成病毒。

    育种过程实际上是创造变异和选择变异的过程。转基因技术是创造变异的现代技术，它与常规的诱变、杂交没有本质的差异；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也没有本质的差异。杂交育种通过杂交实现基因的转移，这种方法只能让各种基因“批量”转移，无法实现有用的基因的定向转移。为了减少繁琐累赘，杂交育种需要多次杂交和自交，因此，杂交育种过程相当漫长。而转基因技术先将具有抗虫、抗旱、抗逆境、控制产量、控制生长期等功能的优良基因“剪切”下来，再“粘贴”到要改良的作物的DNA双螺旋链条上。这种技术可以定向、精准改良生物，有效缩短了育种周期，并使安全性大大提高。

    辽宁日报：既然如此，为何杂交水稻没有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林拥军：杂交稻解决的是中国人吃饱肚子的问题，当每天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人们很少去考虑食品安全性的问题。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今天人们更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这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常规育种看似天然，其实也是人为地干涉自然生物进化的过程。

    辽宁日报：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转基因的安全问题？

    林拥军：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食物，杂交育种、传统种植、有机种植或转基因作物都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事实上，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通过了安全评价的转基因食品肯定是安全的。

    从1999年通过农业部审定后，我们研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历经10年的各种安全评价试验，如此漫长的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负责态度。公众担心的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农业部指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等多个第三方单位和华中农业大学的科学家进行了长期、大量、反复、多项目的研究，结论是：转基因水稻无论是食用，还是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都跟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由于它减少化学农药用量80%，因此比非转基因水稻更安全。

    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Bt蛋白只专一性毒杀鳞翅目害虫，如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这些害虫中肠中存在的碱性蛋白酶、肠壁表皮细胞上存在的Bt蛋白结合受体，决定着该类蛋白只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胃肠道是酸性环境，不存在相应的碱性蛋白酶，且胃肠道表皮细胞不存在Bt蛋白的结合受体，故Bt蛋白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

    辽宁日报：有人说转基因技术虽然已经很成熟，但仍有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转基因水稻至少要经过几代人试用没问题才能推广。

    林拥军：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存在不可预期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永无止境。抗虫Bt蛋白的科学研究已近100年，广泛使用已有70多年，比人们使用杂交稻的时间还长40余年，至今未发现对人类和环境存在危害，凭什么说杂交稻是安全的，Bt抗虫水稻就不安全呢？有人说转基因水稻没有经过几代人的检验就不能吃。我们认为很荒唐。要几代人来检验，没有几代人检验之前又不能吃，这是一个很荒唐很可笑的逻辑悖论。不能吃又怎么能经过几代人的检验呢？科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摆事实讲道理。

    张启发院士 （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主要研发者）最近查了食品、饮用水等相关国家标准，发现对人体无毒的Bt蛋白在转基因大米中的含量，比国家标准规定的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还低。亚硝酸盐是实验证明的中度毒性、高度致癌性物质。国家标准规定饮用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克水中不高于1微克，每克“华恢1号”稻米含Bt蛋白不超过2.5微克。考虑到饮水量（1500毫升/天）和大米的食用量（500克/天），每天吃大米摄入的Bt蛋白比喝水摄入的亚硝酸盐还低。因此可以说，我们研发的转基因大米比达标的饮用水还安全，是真正无毒无害的。

    近几年来，我们常食用转基因大米，我们现在健康状况很好。

    转基因水稻不会“一统天下”

    辽宁日报：依您来看，转基因水稻的发展形势如何？会不会是转基因“一统天下”？

    林拥军：安全证书的获得，只是转基因水稻种子进入商业化种植的“门槛”，而转基因水稻品种要进入商业化种植，还需要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这两证的审核发放是由国家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来独立进行的，按照以往经验来看，正常走完这个过程需要3年至5年时间。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是国家战略，转基因水稻肯定会走向市场。但以为转基因水稻会“一统天下”、消费者别无选择，那就是“杞人忧天了”。与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不同，中国的主粮有多样性，不只是稻米一类；主粮消费有文化性，受文化地理、饮食习惯、生活习俗等影响和制约。因此，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后，仍会保持多种主粮并存、多种稻米并存的状况。

    辽宁日报：曾有人质疑，转基因研究者对外售种子，所以会大力提倡发展转基因水稻。您实事求是地说，你们出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吗？

    林拥军：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将会增加作物的生产力，从而少用农田，少用农药，有助于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从保护水稻种质资源与农业传统种植习惯的角度来考虑，在作物生产中应注意品种的合理搭配，避免大面积地种植单一品种。在野生稻资源丰富的地区，包括杂交稻和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都应该进行十分严格的监管。

    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发成果无疑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转基因抗虫水稻这一成果最终变成市场出售的稻种，绝对不会由研发人员来运作，只能由完全市场化的种业公司来运作。我们团队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资金均来自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国家没有要求我校回收研发资金，所谓通过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来收回巨额研发资金，是某些舆论的凭空臆想。至于科研成果如何转化，创新产品如何商业化、产业化，是政府和市场主体需要考虑的事。根据这一成果潜在的市场价值以及便于有序管理，我们认为，应该由资本雄厚、经验丰富的大型种业公司来承担，并且应该是我们的民族种业。

    辽宁日报：还有一个争议问题，就是关于转基因水稻的专利问题。很多人认为，国外掌握了此项技术专利，我们需要为此支付大笔的专利费。

    林拥军：我校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受我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保护。

    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在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因此，两个品系在国内商业化开发不存在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在全球一体的时代，科学是真正无疆域的。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回避人类共创共享的文明成果。联想计算机是民族IT产业的骄傲，但其中很多元件、技术、标准，都来自国外。我国培育并大面积推广使用的很多非转基因作物品种，也包含有国外的技术元素。认为只有一切与国外无关才能称为“中国造”，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如果真是这样，我国将不存在任何科技成果，我们只有退回到原始社会。

    转基因作物并没有那么神奇，增产潜力极有限、安全问题也不明朗

    辽宁日报：关于转基因主粮问题，农业部在发出首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后，您的反应是 “惊险的一跳，让全世界惊出一身的冷汗”。您认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主粮可以转基因种植。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郑风田：客观地说，既不能妖魔化转基因产品，也不应放任不管，对口粮作物转基因产品的产业化问题，要慎之又慎。我认为，转基因大米赞成者给我们虚构了不少神话，包括解决饥荒问题、降低农药施用量、无毒无害、美国人天天吃等，其实这些都是神话。

    辽宁日报：为什么这么说？

    郑风田：不少转基因研究者神化转基因技术，认为目前全球有10亿饥民，通过发展转基因作物就可以解决全球10亿人的饥饿问题。其实这完全是误导。目前全球10亿人饥荒主要在非洲，那里一直在发生部落冲突与战争，根本没有心思种地，大量的土地在闲置着。河北的农民跑到非洲种菜就可以发大财。如果没有战争，仅靠常规技术就完全可以解决非洲的饥荒问题。战略是什么技术都解决不了，更不要提转基因了，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解决饥荒问题。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增产潜力远没有宣传的大。以这次批准的“Bt水稻”为例，据说产量可比普通水稻提高大约8%，这个增产效果也太有限。目前影响我国水稻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成本太高而收购价格太低。稻农们一年忙乎下来，除去成本一亩地能够有100多元的收入就不错了，劳作一年的收入还不比出去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多。所以原来可以种三季的，就选择种植一到两季。目前我国水稻不是产量不够，而是供需基本平衡。如果国家真的缺少大米了，农民们如果能够真正地可以从种植水稻中获得好的收益，南方的一季改为两季三季所带来的生产潜力还远未挖掘出来。与这些价格收益带来的潜力相比，目前转基因水稻所带来的10%以下的增产潜力可以忽略不计。

    辽宁日报：率真是您的一贯风格。您认为转基因大米存在安全问题吗？

    郑风田：不少研究者认为，Bt蛋白已使用在了棉花、大豆上，没有问题，所以放在大米里也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声称已做了试验，专门验证了Bt蛋白对人没有毒性。其实这些研究有几个误导成分：

    其一，假定Bt与大米基因结合没有产生其他成分。目前他们一直在声称Bt蛋白无毒，一直没有提供Bt蛋白与大米基因结合后会不会产生其他的新的物质，包括人食用了这些转基因蛋白有没有产生其他的反应，都没有。

    其二，小白鼠实验安全不等于用在人身上安全。目前短短的几年观察还都是在小白鼠身上做试验，这些研究者假定只要小白鼠没问题了，人吃就应该没问题。其实人类远比小白鼠复杂，小白鼠没问题，远不能得出结论说人吃了也没问题。

    其三是安全试验观察时间，几年太短。转基因大米究竟安全与否，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实验是远不够的，因为过去的食品安全出问题都有一个漫长过程，某项技术的副作用一般都是在使用二三十年之后才显现的，比如那个瘦肉精，刚开始出现时一直作为一个新技术被大力推广，当年中国出口的猪肉如果不加瘦肉精就出不去，使用20年之后才发现其毒性太大而被禁止；DDT也是在刚出现时效果神奇被大力推广，30年之后发现副作用危害大而被禁止。转基因大米由于人为地在大米基因中置入Bt基因，这个新的基因组合会不会产生对人类身体有害的东西，目前根本没有去测量，所以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辽宁日报：可是有专家表示，转基因粮食已经上了餐桌。很多科学家也说过，吃了这么多年的转基因大米没有什么反应。另据报道，美国人天天吃转基因食品。

    郑风田：转基因大米的口感应该说不错，毕竟是优质基因产生的。但我刚才说过了，这需要几代人去验证。至于说美国人天天都在吃转基因食品，我认为不可信。据我了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油中并不含转基因成分，转基因玉米主要供燃料乙醇与饲料使用，美国的大米、小麦根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更不要提美国人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化肥农药残留的问题，靠转基因也解决不了。转基因赞成者认为，转基因水稻会大幅度降低农药的施用量。其实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农药施用量也是个神话，因为农药是工业化农业的后遗症，工业化农民不注重传统的技术防治原理，片面依靠化学，才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转基因技术本身就是化学农业的一种，长期使用只会加大农药依赖。比如转基因棉花在种过几年之后，才被发现还需要更多的农药才能防治。

    辽宁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郑风田：2009年，江苏的转基因棉花出现减产，并出现次生虫害。原因是这些棉花的抗虫基因主要是针对棉铃虫，而可能很容易染上其他病虫害。这让危害次于棉铃虫的其他害虫反倒成了主要的灾害。所以，棉农不得不加大农药使用量。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过：“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

    辽宁日报：谢谢您直言不讳地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我想，现在说转基因是与非可能还不到时候，将来有一天技术成熟了，自然会水落石出。而且，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发明更加优质的真正无公害水稻满足我们的胃口。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专家简介：

    

    林拥军

    男，1963年出生，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遗传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现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国家行业科技专项 “水稻褐飞虱综合防控技术研究”和国家863重点项目“重要应用价值特异与诱导性启动子的分离与鉴定”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抗虫基因的挖掘及转基因抗虫水稻培育、水稻转基因新技术和新方法、水稻叶片衰老相关基因的分离克隆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和高光效水稻的分子设计。

    郑风田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国家自然基金3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福特基金会、国家留学基金委课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教育科学基金等10多项基金主持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能源办、国家发改委、国家食药局等部委合作课题10多项，地方合作课题20多项。近年出版研究专著2部，主编5部，参编4部，主译校2部。主编教材4部，发表核心论文50多篇，其他非核心论文4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