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农民工跃升“中产”利于社会成功转型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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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级工制”曾经让中国技术工人很有尊严
记者：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因素显然相当复杂，您能否再具体地谈谈，农民工群体怎样靠技能打通向中产阶层跃升的社会通道？
李强：关于技能、技术怎样影响人的社会地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赖特提出的技术资产理论；另一种是新韦伯主义者、英国学者弗兰克·帕金提出的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理论。赖特认为，技术和技术资格证书也是社会中一种不平等分配的财产形式，技术资产的基础是技术证书，而技术证书是由权威部门和各种法规所决定的。帕金认为，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与财产制度同样重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两大基本制度，技术证书决定着什么人可以进入什么样的职位，因此，在决定社会分层、阶级结构方面，技术证书的功能丝毫不亚于财产制度的功能。两位学者虽然代表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在确认技术证书决定社会分层方面，两者的观点是近似的。
目前，中国社会在对农民工的技能、技术认定上，存在什么问题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证书晋升机制有过几次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进行的第一次工资改革，在企业确立了以技术等级标准为基础的“八级工资制度”，并制定了“八级技术等级”的标准，严格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考核晋升。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虽然也曾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续着。那时，能成为一个“八级工”，是很令人羡慕的，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
1985年，全国实施第三次工资改革，劳动人事部门拟定了“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工资标准”，由此，长期奉行的以技术等级为基础的“八级工资制”被打破，企业的工资制度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技术等级所起到的社会分层功能大大弱化。
199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参考国际经验，建立了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样，就彻底摧毁了原来的八级技术等级制。新的五级资格制，甚至在顺序上与原来的八级都是相反的，五级资格证书五级是最低的，一级是最高的；而传统的八级技术等级是一级最低，八级最高。从实际效果看，新的五级职业资格制度并不成功，使得我国原来具有社会分层意义的工业技术等级制度，受到致命冲击。
再加上户籍身份的制约，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纳税，但在身份上还被视为农民，难以转化为有技术等级和相应社会尊严的城市工人。我曾主持过一项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共完成有效样本1899个。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职业资格或技术资格证书的仅占15.7%，而占总数84.3%的农民工没有任何证书。而当我们向农民工询问“您是否有某种职业技能”时，53.4%的农民工确认自己具有某种专业或职业技能。
如今，明明是国家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劳动群体，却常常出现“高级技术工人”奇缺的难题。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脑力劳动者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为了评职称就要发表论文、著作，有些甚至走到极端地步，低水平论文甚至垃圾论文充斥于世。但是，这些职称却有着完整、系统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来支撑。所以说，在专业技术职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上，我们恰恰忽视了对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技术地位的认证。
我在社会调研中了解到，凡经历过当年“八级工资制”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是非常成功的。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那在企业和社会上都具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实践证明，八级分层的技术标准是明确、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体现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
我们的分析证明，目前的技术证书制度对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是无效的，亟待变革。在技术工人职业技术等级分层方面，我建议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
技术工人跃升“中产”有利社会成功转型
记者：世界各国都有工人群体，您了解其他国家工人的社会地位情况吗？
李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将中产阶层分为“中产上层”、“中产中层”和“中产下层”的话，技术工人群体一般处在“中产阶层下层”位置上，用帕金的术语说，属于“缓冲带”阶层。我们知道，“缓冲带”阶层是很重要的，它是中产阶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下层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因此，它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不低的。
我国教育体制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过分偏重课堂上的书本教育，过度专注于让学生填答更多的试卷。中国整个社会认同体系目前最缺乏的，恰恰是对于产业一线劳动者应有的尊敬。你看，现在各个电视台举办的竞赛五花八门，号称才艺大比拼，但比来比去，大都是娱乐技能，却鲜有农民工可以一显身手的职业技能竞赛。
我认为，一旦制度安排接纳了农民工进入有专业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我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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