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夏县局长举报县长一案

    近日，山西夏县教育局局长举报县长却被刑拘、抄家一案（相关报道参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5期《举报之殃》）终于收尾。

    1月31日，据山西省运城市纪委通报，原夏县县长李晋学擅用警力调查举报人，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县长岗位；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局长岗位。

    时逾三个月，这一场县长和公安局局长一起打击报复举报人的闹剧终于对公众落幕。

    从2010年10月29日开始，短短十五天内，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

    这两条短信并没有在民间“病毒式传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县领导。吴东强认为自己是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题。

    短信内容是已在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事情——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以及在夏县泗交宜林地为其父亲建别墅。

    那个时候，时任县长李晋学正处于即将“荣升”县委书记的关键时刻。于是，李晋学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对吴东强进行手机监听、刑拘和“抄家”。后来，在运城市市委的要求下，公安局撤销了该案，归还了被扣押的财物。同年11月中旬，吴东强恢复上班。但是，对于县长和公安局局长是否滥用职权，动用警力打击报复举报人，一直未有结论。

    2011年1月31日，运城市纪委公布了《关于夏县县长李晋学等人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通报》。该通报称，李晋学不能冷静对待社会反映，在得知被短信举报后，未请示上级，直接安排公安部门展开调查，对该案导致的严重后果和社会影响，负有一定的直接责任。本应从重处理，鉴于已取消其县委书记任职资格，且其能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认错态度端正，决定从轻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县长岗位。

    另外，上述通报称，公安局局长孙红军根据县长的电话要求，安排警力并动用技侦设备开展调查。孙红军、刑侦大队长张健康和法制科长王平义3人在审查立案过程中不负责任，未能慎重使用搜查措施，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未能慎重采取刑拘措施，给当事人造成伤害并产生不良社会影响，构成滥用职权错误。决定分别给予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将孙红军调离夏县公安局局长岗位。

    然而，调离岗位属于一种“组织处理”，不属于党纪或者行政处分。《公务员法》所规定的行政处分共六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和开除。受撤职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级别，并且在解除撤职处分后，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据当地官员称，纪委关于“调离岗位”的表达值得推敲。李晋学被调离“县长工作岗位”，其正处级的待遇仍然保留，只是很有可能不再担任县长职务。孙红军“调离夏县公安局局长岗位”，意味着其仍是副处级干部，还有可能在其他县担任公安局长。

    至于李晋学被举报的事项，纪委的通报也采取了“模糊处理”，认为“举报人所反映问题失实，但事出有因”，但是，并没有作进一步核查。

    如今，夏县的新县长即将到任。不过，小城曾经发生的故事值得后来者镜鉴。

    两条举报短信

    夏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因夏朝在该地建都而得名，是司马光的故乡。从2005年开始，李晋学担任夏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其父李桂喜曾任原运城市委副书记。

    据当地官员称，李晋学“蛮横霸道”，“语言粗劣”，经常侮辱谩骂各级干部。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要撤你的职，找纪委查你”。甚至当下属汇报工作时，李晋学会把文件扔在地上，大声斥骂，“你给我滚出去”。

    在夏县官场，众所周知的是，教育局局长吴东强被骂得最狠。吴今年45岁，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过六年多，2008年12月，调任教育局局长。

    据当地官员介绍，吴东强的遭遇并非惟一，有县委工作经历的人，当局长之后，容易被李晋学因人划线。

    2010年10月22日，吴东强再次被骂，于是回家后感叹，这样的领导干部竟然仕途通达，难道上级领导不知道？干部、群众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大胆直言？

    在那个夜晚，平常压抑的愤懑突然爆发。吴东强拿起手机给约八名市县领导发了第一条短信，反映十名粮食局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局长交给李晋学，请求给予十职工解决财政工资待遇的事情。据和吴东强熟悉的人透露，吴东强用的是家中闲置的北京芯卡，手机是其妻子的。由于害怕被打击报复，发完短信后，吴东强立刻扔弃了芯卡。

    短信发出后，次日早晨，粮食局局长就把20万元退还职工。该局的工作人员向财新记者证实，粮食局局长已被纪检部门带走。

    同年10月25日晚上，吴东强再次用妻子的手机及号码发了第二个短信给三位领导，反映李晋学为其父亲建造别墅的事。据财新记者了解，该被举报别墅确实存在，但是否违法还有待查实。

    窃听和“抄家”

    吴东强发完第二条举报短信的第二天，不知情的吴妻仍旧使用手机。

    然而，举报短信总是蹊跷地被李晋学及时掌握。2010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吴东强的第一条短信发出，李晋学就知道有人举报他，遂亲自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购买监测手机的设备；10月25日晚上，第二条短信发出，次日下午，吴妻的手机就被监听。

    同年10月27日，李晋学确认是吴妻的手机发出举报短信，就紧急要求公安局局长孙红军对吴夫妇进行抓捕。当晚，十余名手持警棍和监测仪器的警察冲进吴家，责令他们交出手机和北京芯卡。随后，吴夫妇俩被带到县公安局。

    吴东强后来在网帖中透露了孙红军对他说的话：“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李县长交代的事情，我有我的难处，请你理解。”据当地人介绍，孙红军的父亲为现任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红军与李晋学关系密切。

    一个半小时后，孙红军让吴妻在搜查令上签字，然后带领警察在吴家搜查，扣押了所有的存款单和现金。

    据当地官员分析，这一”抄家”行为用意明显，是想找到吴东强的经济问题，然后以贪腐罪名将其治罪。

    次日凌晨，李晋学安排召开了“三长会议”，即当地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参与的会议。据后来孙红军对吴东强转述，李晋学在会上要求先把他拘起来再说，理由是涉嫌诬告陷害。

    29日凌晨，吴东强被关进县公安局大院后面的看守所。10月29日，运城市市委书记惊闻此事，立刻派出调查组奔赴夏县。当日下午，吴东强被取保候审，由其妻领回家。

    该事发生后，在夏县的官场中，“有事面谈”一词成为时髦词汇。部分干部对手机心怀警惕，在手机通话中不愿意多说话，而是说“有事面谈”，甚至面谈的时候也会把手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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