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厉以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倡导中国股份制的第一人，虽年逾八旬，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坚持研学育人，并对国内外经济大势时有宏论。

    厉以宁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再复杂的经济问题，在他那里总能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道来。

    前不久全国“两会”召开，厉以宁先生再次成为中外媒体追逐的对象。记者几番预约采访，才有幸如愿。时间是3月14日下午，地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厉以宁先生出席“走向城乡一体化”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蓝皮书）》发布会并发言，随后接受了凤凰卫视和记者的采访。40分钟的采访时间，记者的提问集中围绕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展开。 试验区先行先试是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记者：首先感谢厉先生接受我的采访。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国家工程，这也是我国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请问厉先生，您对试验区如何看待？

    厉以宁：试验区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总结的宝贵经验。从1978年到现在，哪一项重大改革不是先试点再总结再推广的？假定改革的试验同现行法律有一定的抵触，那也不要紧，可以先在少数地方试行，等到条件成熟了，再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不妨举农村改革中的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初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从法律上不仅没有依据，而且，如果死抠法律条文，则家庭承包制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更改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土地统一经营的做法，重则可以被扣上“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20世纪60年代初，在当时发生大饥荒的环境中，不是有些地方曾经试行家庭承包制吗？但结果是悲剧性的：有些人被抓了，家庭承包制的做法被废除了。但1979年以后不同于过去，因为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试验被推广了，全国普遍推行了农村家庭承包的做法。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兴起后，为了购置原料和推销自己的产品，乡镇企业派出了不少采购员、推销员跑遍全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形成了一个 “计划外市场”。在当时，这也是不合法的，并且可能被扣上一项罪名——投机倒把罪，但大批乡镇企业并没有就此停步。他们继续采购，继续推销，继续招人聘人，继续扩大生产。这样，乡镇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这就说明，改革是在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中一步步前进的。因此，试验区是先行先试、改革探路，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这比什么都重要。

    大力支持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

    记者：您对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有怎样的期待？

    厉以宁：改革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努力，需要宽松的舆论和政策环境，需要得到充分支持，充分信任。现阶段，重庆、成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着眼于进一步对外开放，武汉城市圈侧重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改革试验，沈阳担负了老工业基地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山西突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探索，他们都叫试验区，都可以在体制、机制方面先行先试，错了不要紧，总结经验教训就行。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然怎么叫“探路”？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路子正是首先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闯出来的，经济特区的榜样力量无穷。再比如重庆、成都两个试验区通过改革，在试验区实现了“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工业集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三个集中”的动向引起了全国关心城乡一体化的人们的注意，全国各省份都希望两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全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探路、引路。

    现在，山西成为我国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然叫“转型综改试验区”，就应该为中国资源地区、资源城市经济转型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