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到底是什么？

    三、县域经济与 “三农”经济是 “两码事”吗

    目前，关于县域经济是 “三农”经济的说法争论最大，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县域经济与“三农”经济完全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他们的证据是：不仅沿海发达地区早就不存在 “三农”问题了，即使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业领域所创造的GDP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农业经济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越来越快，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纯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越来越低，县域经济与 “三农”的瓜葛越来越远。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全国各地都在强调县域经济必须走“一主三化” （即以民营经济为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个“路线图”表明了县域经济在性质上要与传统的“三农”经济彻底 “决裂”的鲜明态度。

    但是，县域自古以来就是山乡农村的代名词。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 “红头文件”还是领导讲话，包括毛主席的 “雄书五卷”里，也压根儿找不到 “县域经济”这个说法，更没有人使用过县域经济是什么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头堡”，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市民生活与农民生活的 “纽带”这一类华丽的形容辞藻。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这一长期对应的两大阵营之中，县域的概念在人们的心里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社会、完完全全的农业经济和确确实实的农民家园。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两个关于县域的重要数据：一是全国县域国土面积 （陆地）874 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二是全国县域内人口达9.1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9%。这两个数据也正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被作为农村面积和农民人口的基本数据。常识告诉我们，在县域范围内的国土和人口并不都是农村和农民，但为什么又都算成了农村和农民呢？看来决不是统计的方式方法上出了什么差错，更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历来我们就一直习惯于把县域纳入农业、农村、农民范畴的缘故。

    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即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不少县域内部涌现出了一批建设规模比较宏大、工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府所在的城关镇 （俗称“县城”），更是被当地人自豪地形容为“小武汉”、“小上海”、“小北京”。这些中心城镇的迅速崛起和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兴旺发达，大大地提升了此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滋润度和幸福感，不仅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早已与贫穷的农民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丝毫不亚于大中城市里的居民。因此，不少人理直气壮地认为，县域目前已经明显地分化为 “两个世界”：一个是原来的传统农村，一个是新兴的现代城市。对于城镇工商业已经占居主导地位的县域来讲，县域经济也自然而然地应该“鲤鱼跳龙门”，货真价实地属于城市经济的性质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县域经济今天之所以能够与城市经济靠拢甚至形成相互竞争的发展局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通过对“三农”问题顽强地突破才得以逐步 “修成正果”和实现“功德圆满”的。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仍然还处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农村范围大、农民数量多，并以农业生产作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居家度日、维系民生的主要收入渠道。因此，县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还在 “三农”的困境中挣扎，农业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亦是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在一些人们的眼中，农村就像一个出身卑微的“下等人”。为了改变贫贱的血统，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国很多地方都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县改市”、“县改区” （还有“乡改镇”）的风潮。人们期待县域一旦穿上这件时髦的“马甲”或贴上“贵族”的标签之后，落后的传统农村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先进的现代城市，贫穷的农民兄弟也会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富裕的市民，“三农”问题眨眼的功夫便仿佛无影无踪了。实际上，在这些改市改区的县域里，除了少数中心城镇之外，汪洋大海般的山乡农村照样山河依旧。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能否有个好收成，全凭老天爷保佑。这些演绎了数千年的故事，并未因城头上飘扬着 “市”或“区”的旗帜而有根本性的变化。自以为小城镇建设比较发达就可以与农村“划清界线”而跻身于城市行列的想法，就像把本属于蔬菜类的西红柿插上水果招牌来卖一样令人滑稽可笑。